当然，也有舆论支持总统主导司法改革，例如有论者认为司法政策的推动应当符合责任政治原则[[14]]，有论者主张设立由总统主持的司法改革委员会[[15]]。

Derek Raymond McDonald, Judicial Review of Negotiated Rulemaking,12 Rev. Litig.476，470(1993)。不过还有学者建议行政机关在规章颁布期间也保留协商委员会，甚至在颁布后的执行阶段，也保持委员会的完整，并定期会见。

要求商务部长仿照规制性协商，形成协商小组(negotiation panels)来实现对渔业的协商性会谈和管理措施。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进入专题： 行政僵化 规制性协商机制 。[32]法律强制性要求委员会至少包括1名行政机关代表人，同时，行政机关还必须对协商委员会提供适当的行政帮助，包括技术支持。在地方立法层面，既有地方政府就公众参与的一般性规范，如《广州市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也有大量政府职能部门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如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发布《关于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活动的指导意见》。[54]1995年后的综合性规制改革时期，政府签署备忘录明确要求行政机关拓展合意性规章制定的切实努力，并列出可能采取规制性协商的规章名单。

促进人的职责包括：(1)公正地主持委员会的会议。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召集人工作和召集程序十分灵活，可能涉及相关信息的采集和分发、个别谈话和意见沟通、初步设计协商方案、起草书面的召集报告、签署合意保证书等类型。依据中国宪法对权力的安排，国家权力集中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的权力又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手中。

这是一个相互构建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占据主体性地位的人才是互构过程中的支配力量，西方宪法观念对中国的影响必定是以中国的现实需要为准。唯有依照此种学术立场来审视中国宪法，才能发现中国宪法表达的是中国人的根本价值追求，是解决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制度安排。进入专题： 中国宪法 集体主义 。这一价值原则集中体现在现行宪法的国家目标、权利观念和权力结构这三个方面。

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非常接近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分歧。概而言之，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代表的是中国人对于自身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价值决断。

被定位为过渡时期宪法的五四宪法，其宪法目标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但中国并没有走上西方自由主义的道路，而是接受了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的社会主义。与罗尔斯强调个人权利对社会的优先性不同，社群主义者认为不存在先于共同体而存在的完全自足的自我，个人权利存在的前提是他属于某个共同体的成员，因而权利优先与善的命题在历史上的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实然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应当以何种态度和方法解读中国现行宪法文本。

在这种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宪法下的个人，其个人的价值追求也不同于个人主义宪法下的自由地追逐幸福，而是努力投身到公共善的实现过程中，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公共善的实现结合起来。因此，只有立足于中国文化背景，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才能准确理解中国宪法文本所表达的宪法理念和宪法精神与西方宪法的根本不同之处。因此，经过中国文化洗礼和时代需要择选的宪法必然带着显著的中国特征，区别于其发源地的欧美宪法。但无论从制宪的历史还是行宪的实践来看，未列举权利并未获得中国宪法的明确认可。

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主义原则，不是完全不顾个人的国家主义，而是建立在个人、集体和国家根本利益相一致前提下的集体主义。救亡和富强作为近现代中国的两大目标，深深地影响了新中国制宪的价值取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出了迥异于西方宪法的公民权利体系和国家权力结构。

宪法第33条确立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第51条对个人行使自由和权利时的限制、劳动权和受教育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的规定，以及其他基本权利也都可以通过法律进行限制，都表明中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绝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1989年，邓小平会见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曾强调: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

实然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中国宪法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中国宪法学应以何者为中心——文本宪法还是现实宪法。例如，在中国宪法中因公共利益需要限制个体权益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而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宪法组织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两个核心要素，宪法的价值取向同样能够在权利规范背后的权利观念以及权力规范背后的权力结构中得到体现。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权利观念取得了一些沟通，达成了部分共识。西方宪法传入中国当然会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但经过中国文化浸染的宪法也必然携带着中国人价值观念和行为特点。此外，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个人对集体的依附关系。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没有明确提出集体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人和共同体关系上始终强调人和共同体的辩证统一。一般的中国人也很难接受西方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论所说的个人先于国家而存在、国家权力来自个人权利的让渡的个人主义理论。

第二，集体主义建立在个人与集体、国家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上。从法学学科的发展进程来看，在学科形成阶段，最主要的任务是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性分析和解释等实证性研究。

以美国宪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宪法从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个人先于社会和国家，个人权利是自然的，是与生俱来的。它们也不是基于自然法、原始自治或社会契约的权利。

[28]464尽管美国等国家的宪法中同样有出于公用或者公共利益对私人财产予以征收或者征用的条款，但一般都要求政府以合理的补偿并经过正当法律程序进行的。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文化传入中国之后，集体主义的正当性得到了科学论证并成为新中国宪法的价值准则。中国宪法扎根于传统家国文化，酝酿于救亡图存的近代革命，形成于追赶型的现代化建设。正如夏勇教授所言：在当代中国，很少有人相信人权是天赋的。

自由主义宪法更倾向于承认权利的绝对性，有些权利如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中国古代人在认识人的性质、人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上始终是从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进行阐释的。

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后，民主集中制被运用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构建中，成为中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因此，权利法定的权利来源观念在价值取向与自由主义的天赋权利观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是集体主义的，后者是个人主义的。

其中，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传统文化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文化占据着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美国启蒙思想家潘恩在为美国的独立进行理论宣传时指出：言论自由首先是人们永久保有的天赋权利之一。

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先于国家的自然权利，国家不过是为了保护人的自然权利而成立的政治共同体。因公忘私、大公无私一直是中国文化所尊崇的价值导向。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中国宪法学必须以宪法文本为核心展开研究，而以宪法文本为核心的研究又必须从中国文化背景、政治实践的历史以及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出发，对中国宪法进行历史文化解读，提高中国宪法学研究的自觉性，培育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自主性。

中国宪法不仅设定了一个公共的善——国家富强，而且将其置于个人自由之上。民主集中制最初是由列宁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活动原则提出来，随着列宁的建党理论传入中国，民主集中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原则。

从价值评判的角度而言，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是否业已达致马克思意义上的真实的集体主义，还需要更多的理论论证和经验支撑。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主权者意志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集体需要与个人权利的发生冲突时，更倾向于个人权利服从集体需要。

例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9条宣示了美国人民的权利并不以宪法的列举为限：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不能离开个人的利益。